这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不少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地把自家产业送去“公私合营”,晚上躲在家里抱头痛哭.曾帮助荣宗敬摆脱宋子文“国有化”企图的陈光甫,得知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银行在职工大会上通过公私合营的决议后,激忿不已,与来港向他汇报的总经理大吵一架,决意不再回大陆.后来,他在香港、台湾又另创上海银行系统.

　　荣毅仁内心也很挣扎,在薄一波的回忆中,周恩来谈到荣毅仁时曾说过:“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计泓庚曾向荣毅仁求证过这一细节,“他回忆说自己没有流泪”.

　　之后,中共中央有步骤地把一批有名望的资本家吸纳进政府,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荣毅仁的上升更是一路绿灯:先全国人大代表,后上海市副市长,178年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在种种力量的助推下,荣毅仁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政治符号.

　　“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是毛泽东50年代送给荣毅仁的一句话.曾年少气盛、说过“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就是投降”的荣家少爷,后来公开自我检讨,说“现在要举起双手拥护共产党”.

　　1957年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荣毅仁在接受上海报纸采访时,表示要改变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还引用了陈云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惟一的道路”.

　　在后来越发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荣毅仁变得日益谨慎,从不轻易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他后来创办中信的经历来看,他对经济规律有很清楚的认识和把握,眼光和心态相当开放.而对国家经济生活中种种扭曲的怪现状,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相比其他资本家,荣毅仁一家是相当幸运的.历次运动中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从“三反五反”、“荣盛小集团”,到后来的“文革”,都被中共高层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或“保护过关”,或“从轻发落”.“文革”期间,政府机构瘫痪,周恩来特别找到纺织部党组书记,反复叮嘱要力保荣毅仁:“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

　　在目前公开的所有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中,都没有提及政府在公私合营中对荣家实行的具体方案.然而,从荣智健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可一窥真相——“家里有很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凯迪拉克,后来换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300.”那时,国外打拼、扎根的荣家亲戚都十分羡慕荣毅仁一家在上海的优渥生活.

　　荣毅仁的姐夫李国伟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主持的宝鸡申新四厂,是荣氏企业中最早和地方政府实现公私合营的,“文革”期间,他本人受尽折磨.

　　无论怎样,中信不会破产

　　“文革”后,如果不是一个伟人的决定性的复出和卓越的眼光,作为符号的荣毅仁的余生可能只是在平淡中度过.这个人就是三落三起的改革家邓小平.他的点将,让荣毅仁得以重新回归企业家角色.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猪鬃大王古耕虞、钢铁大王胡子昂、新民机器厂创始人胡厥文等工商界五老座谈.他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他们的意见.据原中信香港董事庄寿仓回忆,“五老”中有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惟独荣毅仁提出了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

　　邓小平很感兴趣,让他写份报告.赋闲十多年的荣毅仁异常兴奋,他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以“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

　　事实上,荣毅仁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私人企业.荣家在晚清和民国的经历,使他对官商不分的弊端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中央的意图——这只能是一家国有属性的企业.

　　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一个奇特的公司:荣毅仁挑选的核心团队由一批老资本家和新中国的高干子弟组成:王兼士、吴志超、吴光汉、雷平一、杨锡山、经叔平(后创办民生银行(6.65,-0.06,-0.89%)),叶剑英的侄儿叶选基,王震之子王军等.

　　这多少可以解读出中信的若干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公司遵循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规律和经验,尽管这些经验可能已经过时;此外,它不仅是一家国务院直辖的企业,还拥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这将为之后的各种制度突破提供某种特殊通路.

　　公司注册资本是2亿元,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改为1亿,第一次只拨了2000万,荣毅仁自己“借”了1000万给政府.产权一开始就成为敏感话题:当时外界传闻是荣毅仁投资的,以至于电影明星赵丹有次碰到著名的荣老板,也好奇地问起产权归属.当时中信第一财务部经理闵义民这样回答他:“公司没有荣毅仁的股份,他把钱借给公司不是个人投资,公司到时会如数奉还.”

　　荣毅仁很快就表现出卓越的商业才干.在封闭已久的红色国度,他使用的资本主义金融手段之多、手笔之大,让当时许多高层人物惊诧不已:1982年,以中信名义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率先搞房地产开发,接连建了北京的商业地标——国际大厦、京城大厦,然后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建饭店、宾馆、高档写字楼;1981年从日本租小轿车400辆……荣毅仁也喜滋滋地自称“包龙图”(无锡官话,音同“包弄大”)——是个喜欢弄大事的人.

　　国门初启,党内路线之争依然存在.在保守派眼里,对外窗口试点的中信像一部“无轨电车”令人不安,总想把它纳入他们的管控体系.每当阻碍很大时,荣毅仁就向邓小平“打小报告”,寻求支持.多年的体制内生存,使他掌握了调和部门之间复杂关系的技巧.计泓赓在《荣毅仁》一书中披露,为了公司的一个大方案得到支持和理解,到了春节和元旦,荣毅仁和中信副董事长、总经理往往分头或联袂出马,与相关部门联络恳商.

　　这是荣毅仁后半生最辉煌的14年,也是他最充实、心情最畅快的14年,他实现了一个企业家的价值和使命——创办了一家巨型企业集团,引进了巨额外资,促成了一桩桩大项目的实施.可以说,荣毅仁成就了中信,中信也成就了荣毅仁的后半生.他之于中信首先具有符号意义,中国政府借此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决心.正如《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一篇文章指出:“无论中信公司的试验产生什么结果,这家公司是不会破产的.因为,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倘若它真的破产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开放政策的失败.”

　　荣氏家族子孙众多,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地区,大多延续着祖辈道路,在实业界颇有建树和影响力.

　　1986年,邓小平提议,乘荣毅仁70岁生日和金婚之际,由中央统战部和中信党组邀请,组织荣氏亲属回国观光.浩浩荡荡的2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的接见.对一个家族的海外亲属接待规格如此之高,这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大团圆后,荣毅仁的侄女、德国著名商界女强人荣智美就开始为中信的矿产项目四处奔走.之后,荣家后人陆续回国投资.

　　1993年,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直到他去世,人们才从中央发布的悼词中读到一条隐藏多年的信息——这位红色资本家已于198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考文献:《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荣家企业发展史》(许维雍黄汉民著 人民出版社);《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美］费维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荣毅仁》(计泓赓著中央文献出版社);《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建国前后中共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杨奎松)等.

　　荣智健和他的儿女们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如果不是一桩金额巨大的“澳元门”事件,荣智健和他的儿女们大约仍然隐匿于大众视野之外.只在胡润每年发布“中国富豪强势榜”时,人们才会感慨一番这个家族不可思议的财富与权势.

　　定居香港的荣智健一家行事极为低调.即使热衷追逐豪门子弟绯闻艳事的香港狗仔队,也挖不到关于他们的八卦.只有透过财经新闻版上中信泰富的勇猛搏杀,才能看到荣氏隐约的身影.

　　初试身手,资产增值400倍

　　1978年,父亲创办中信的前一个夏天,36岁的荣智健告别妻儿,带着一张单程通行证南下香港.从这一天起,他告别了工程师身份,回归父祖两代的战场——自由的商业世界.

　　1942年生于上海的荣智健是荣家红色血脉的惟一男性继承人.出身无锡望族、“比秦怡更有风度”的荣毅仁夫人杨鉴清难免对这个独子偏爱一些.少年时,荣智健就是上海滩知名的公子,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开着拉风的红色皮座跑车——那是父亲送的生日礼物,常常请朋友到和平饭店、红房子下馆子.

　　天津大学读书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荣公子依然能开小灶吃小排.那时,他全副心思都在棒球上,每天忙着练球,大学第一年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几乎一天课都没上.

　　养尊处优的公子生活一度因“文革”中断:他从水电部下放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劳作,睡东北大炕;次年,再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在山间搬机器、挖土方、抬石头、架设高压电缆……因为这段受难经历,他给儿女取名时将他们原该使用的“信”字辈(荣家家谱第四代)改为“明”字辈.在荣智健看来,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直到1972年,荣智健才调回北京,在电力系统做科研工作.

　　这当然不是他天生的战场.荣氏家族的财富智慧在这个时候得以显现——荣毅仁早年和叔侄们在香港有一些合股企业,多为纺织工厂.30年来他们从没动过这笔钱,本金加股息竟积下几十万元,这成为荣智健的起家资金.

　　在香港,他和大伯荣伟仁之子荣智鑫、荣智谦合股开办爱卡电子厂.几年后,又通过堂妹唐芙生,结识了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3人合伙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短短6年,小荣办了两家公司,都在行情最好的时候套现,资产增值400倍.对于自己的“第二桶金”,荣智健也爽快地承认:那时自己还是个大笨蛋,业务是美国的搭档在负责,只是这俩搭档实在太能干了!事实上,香港爱卡公司当时生产的电子表、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是直接销往大陆的,这是其他港商那时除了铤而走险的走私外不敢想象的通路.

　　父辈能给予他的,远非区区几十万和家族人脉.1986年,当荣智健投资的香港商业楼宇市场转淡时,他收到了一份比红色跑车更大的礼物——北京方面邀请他以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加盟中信香港.

　　44岁的荣智健站在中信香港的平台上.荣家的辉煌,现在翻到了他这一页.

　　跻身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荣智健心中的榜样是李嘉诚、霍英东这样世界级的金融实业家,他要为自己的家族续写新的财富传奇.

　　当时,中信香港的资产规模还很小.荣智健从国务院争取到8亿港元后,在香港发起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收购:最后,中信香港拥有了国泰航空12.5%、香港电讯20%、港龙航空38.3%、东区海底隧道23.5%、澳门电讯20%的股权,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成为中资公司中的航空母舰.

　　在父亲老朋友李嘉诚的点拨下,雄心勃勃的荣智健在1990年成功买下一家壳公司,将之更名为“中信泰富”,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之后,他以此为平台对香港第一大贸易行恒昌发起收购;李首富此时再助他一臂之力,联合郑裕彤、郭鹤年,以中信泰富为核心组建财团,购得恒昌97.12%的股份.接着,中信泰富又从股市上圈来25亿港元,收购三富豪手里的股份,把整个恒昌吞入腹中.

　　李嘉诚等商界巨头这么给小荣面子,除与老荣的私人交情,看重的是荣家的政治背景.当时,香港有两家中资背景的企业——中信和光大.

　　继承了家族商业天赋的荣智健迅速成长为资本高手,之后中信泰富收购并购的经典案例之多,足可写成一部MBA教科书.短短几年间,中信泰富从一只小蚊子变身为庞然大物,横跨地产、金融、电信等诸多产业,1992年起成为恒生指数33只成分股之一.

　　财富道路如此顺畅,连最棘手的国有企业产权问题都取得了顺利的突破.

　　直到2003年卸任中信董事长职位,王军才在接受采访时披露这桩MBO内情:1996年底,在荣毅仁即将退任国家副主席之际,荣的继任者王军私自决定以25%的折让价,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给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智健独得.这次配股使荣家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因为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王军本人后被国务院点名批评,还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去谈话.

　　尽管期间起伏波折,立下汗马功劳的荣氏父子终于通过阳光的方式确立了股权.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凭借个人持有的股份而四度坐上“中国首富”的宝座,荣智健是全中国绝无仅有的.

　　荣智健也承认,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依仗了父亲.然而,他也自信地说:“假如我仅仅只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儿子,而没有经商办企业的才干,我也不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登上这个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

　　相比父祖两代浓重的家国情怀,荣智健的人生态度更自由,也更自我.他对外从不回避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他喜爱养马,拥有游艇、飞机,甚至森林,每个夏天带着厨师到英国南部的城堡度假.赛马场是他惟一高调出现的场所.荣智健坦率地认为:有钱再扮穷,无疑是“伪善”;自己赚得比人多,有资格过得比别人好一些.

　　舆论哗然,荣家出局

　　在香港人眼里,中信泰富是一个“紫筹股”——蓝筹的外面,还蒙着一层红色.紫色,是中央权力的象征.

　　相比父亲,荣智健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更纯粹的商界人士.据接近他的人向记者透露,荣智健曾婉拒中央政府邀他出任全国政协要职的意思;他也有意加强对中信泰富的控制,随着个人增持股份达4亿股以上,公司的家族色彩日浓,他开始高调宣称,中信泰富不再是一家红筹企业,并无特权,不过是“消息灵通些”.

　　另一方面,荣智健也习惯性地享受着紫色荫庇下的“双赢”:赚钱在香港,背靠中央政府的资源和无限信用;一旦碰到危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会出手相助.多年来,他已经养成一有难题必跑北京的习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香港,荣智健很快就从北京带着10亿救急金归来.

　　荣家一直有与望族联姻的传统.荣智健之妹荣智婉是澳门富豪马万祺的儿媳,夫人任顺弥则是解放前“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他的两子一女都先后进中信泰富:长子荣明杰低调稳重,是公司董事局最年轻的董事;次子荣明棣是个“80后”,外形酷似偶像明星.荣智健最宠爱的,是外貌与他最像的女儿荣明方.为满足爱女出海畅游的爱好,他专门为她购买了一艘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

　　37岁的荣明方个性强硬,事业心极强.起初,她并不在父亲考虑的接班人之列.2005年,她担任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公司董事期间,东隧公司申请过道加价,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荣明方后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打赢了官司,结果东隧过道费足足加价67%.

　　荣明方由此博得父亲的肯定,追随兄长进入董事局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桩与民争利的加价案,却让荣家在香港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待到中信泰富炒汇巨亏案曝出,舆论对荣家尤其是荣明方讽刺挖苦声一片.

　　2008年,因为看涨澳元,中信泰富在几个月里和13家国际大银行签下了24款风险和收益完全不对等的外汇累计期权合约.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澳元一路狂泻,中信泰富总损失高达147亿港元.消息披露后,股价一度暴跌7成,市值蒸发超过200亿港元.

　　媒体普遍认为,身为财务董事的荣明方负有第一责任.然而,中信泰富的内部调查声称:荣明方只是低级别的财务部主管,不负主要责任,仅处以调离财务部、降职减薪的轻微处分;内部调查认定的主要责任人张立宪和周志贤则引咎辞职.

　　香港舆论一片哗然,认为张、周二人不过是荣家的“替死鬼”.香港著名股评人戴维德·韦伯公开质疑,称“根据该公司2007年报,荣明方才是集团的财务部董事,张立宪及周志贤只是副董事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在舆论的炙烤下,2009年4月8日,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5月传出消息,荣智健卖出6000万股公司股权,最多套现7.32亿港元.荣家出局已成定局.母公司中信集团再次扮演拯救者角色,为泰富划拨18亿备用金,接任荣的是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

　　种种迹象表明:国资委有意对这家曾被荣智健像家族企业那样经营的公司加强控制.

　　商海沉浮,本是商人免不了的命运.难堪的,是荣智健家族在这场危机中的被动与局促——出局中信系后,一个如此显赫的商业家族竟无自己独立之事业,面临着重新创业的首要任务.自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后,荣家子弟再无独立创业,都在中信与中信泰富的大船上享受其成.

　　官商不分,或许是荣智健在荣家百年家业中的最大失误.20多年,他和他的儿女享受着身披紫色外衣的特权与好处,却忘了父亲当年“督办”中信的无奈,更忘记了大伯父荣伟仁在上世纪家族另一场重大危机中一番忧心忡忡的话——“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